改革開放孕育了園區經濟，我國產業園區發展與改革開放歷程息息相關。縱覽改革開放的激蕩歷程，我國產業園區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五個階段：第一階段（1979—1991年），是產業園區的探索發展時期；第二階段（1992—2002年），是產業園區的快速發展時期；第三階段（2003—2006年），是產業園區的整頓發展時期；第四階段（2007—2012年），是產業園區的轉型發展時期；第五階段（2013年至今），是產業園區的改革創新時期。
一、探索發展時期：1979—1991 年
改革開放初期，面對產業基礎異常薄弱，發展資金嚴重匱乏的局面，打開國門、引進外資成為大勢所趨。由蛇口工業區到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經濟特區，由上海、青島、大連、寧波等14個沿海城市到浦東開發，我國逐漸形成了由點到面、由南到北、由局部到整體的沿海開放格局。
期間，國務院在沿海12個城市先后批準建立了14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但受到建設資金、產業基礎、人力資源、意識形態等因素的影響，我國產業園區并沒有取得“大規模利用外資、引進先進技術及擴大出口”的預期發展效果。1991 年，14家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出口額僅為11.4億美元，累計利用外資總額僅為 13.77億美元，且引進項目以技術含量低、規模小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如運動鞋生產線、冰箱生產線等。
這一階段，產業園區在發展模式、發展方向等方面進行了積極探索，并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一方面，以經營土地獲取園區建設資金，以優惠的土地、稅收政策吸進項目入駐成為產業園區建設發展的基本模式；另一方面，產業園區逐步確立了“以發展工業、利用外資、出口創匯為主”的發展方針。
二、快速發展時期：1992—2002年
1992年“鄧小平南巡”結束了意識形態的爭論，我國開放格局開始由沿海向沿江沿邊進而向內地延伸，例如1992年開放蕪湖、九江、岳陽、武漢和重慶5個長江沿岸城市，1992年開放黑龍江省黑河市、綏芬河市，吉林省輝春市和內蒙古滿洲里市4個邊境城市，就此掀起了新一輪對外開放、引進外資的高潮，大量國家級、省級、市級甚至縣級開發區、高新區開始出現，產業園區進入快速發展時期。
這一階段，產業園區在工業產值、利用外資數量、出口額等方面飛速增長，以張江高科、蘇州工業園區為代表的國家級園區逐漸成為所在城市重要的經濟增長極。同時，園區引進外資項目的質量也有了明顯提升，以上海浦東為例，2000年有超過70家世界500強跨國公司在這里投資，設立地區總部或研發機構。
三、整頓發展時期：2003—2006年
到2003年，全國各類開發區就高達6000多家，規劃面積超過3.6萬平方公里，很多產業園區盲目圈地、亂批亂占、未批先占、耕地撂荒，造成國家土地資源嚴重浪費，耕地銳減。在此背景下，一場整頓開發區的風暴自上而下席卷而來。
2003至2006年，我國先后頒布了《關于暫停審批各類開發區的緊急通知》《關于清理整頓各類開發區加強建設用地管理的通知》《關于嚴格按照標準和政策界限抓緊清理整頓現有各類開發區的函》《清理整頓開發區的審核原則和標準》等整頓文件。經過整頓后，產業園區數量從原來的 6866 家減少到 1568 家；規劃面積也由3.6萬平方公里縮小到 9949 平方公里。全國范圍內的清理整頓活動，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產業園區的重復建設問題，為我國產業園區的合理規劃布局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四、轉型發展時期：2007—2013年
2007年美國爆發“次債危機”并迅速演變成全球金融危機，外需嚴重萎靡，經濟結構轉型與產業結構升級成為經濟工作重點，產業園區進入轉型發展時期。一方面，在經濟結構由“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的背景下，很多城市開始“退二進三”，以研發服務、設計服務、倉儲物流服務、信息及數據處理、文化創意等為主題的現代服務產業園區開始雨后春筍般的出現，如金石灣國際化工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區、鋼領國際鋼鐵服務業中心等；另一方面，在產業結構由低端向高端、由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升級的背景下，基于新材料、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術、節能環保、高端裝備制造、生物、新能源汽車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確立，多數產業園區開始轉型升級，實施二次創業。
五、改革創新時期：2014年至今
2013年，《國家高新區率先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共同宣言》的發表，正式吹響了國家高新區第三次創業的號角，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引領高新區走向新階段。以2017年《關于促進開發區改革和創新發展的若干意見》、2019年《關于推進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創新提升打造改革開放新高地的意見》、2020年《關于促進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意見》出臺為標志，將體制改革與轉型升級、創新驅動一起作為未來發展方向，全國開發區迎來了改革與創新發展的一個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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